米博体育平台米博体育平台驾车离开美酒飘香的赤水河后，我从泸州进入四川，在自贡市大山铺驶下高速，将自贡市作为我自驾四川的第一站。

　　盐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如果人体不能摄入正常的盐量，就会出现低钠综合征，全身软弱无力，腹胀不适，还有低氯性碱中毒等。古代很多时候，人民体弱多病，军队战斗力低下，往往都和不能摄入足够的食盐有直接关系。受制于古代的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广大内陆非产盐区的食盐需求量往往大于供应量，因此，盐在古代成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国家命运。

　　中国最早的制盐记录，出自先秦时期《世本》中“夙沙氏煮海为盐”。从海水中提炼食盐，资源充足，工艺简单，是古人获取食盐的首选途径。春秋时期，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推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管仲认为，如果国家征收房屋税，相当于引导人民拆毁房屋；征树木税，相当于引导人民砍掉树木；征六畜税，相当于引导人民杀掉牲畜；征人口税，相当于引导人民禁欲少生。然而，人人都离不开食盐，将国家财税捆绑在食盐财政上，谁也逃不了税收。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将食盐定为国家垄断专营，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齐国的盐价迅速飞涨数十倍。可是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国库。因为齐国背靠大海，海水作为煮盐的原材料取之不尽，春秋时期的内陆各国却又缺少产盐地，只能在与齐国的食盐交易中输出大量的生产生活物资来换取齐国的高价盐。齐国通过盐政轻松地将国内外的财富汇聚于国库，为春秋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

　　管仲的食盐财政一经实施，迅速得到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执政者的高度认同和政策模仿，食盐财政成为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基本国策。到了中唐时期，国家有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于食盐；宋朝之时，国家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于食盐；到了元朝时更为恐怖，国家十分之八的收入都来自于食盐这个行业；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国家也有一半的财富来自于食盐。

　　从前段关于食盐对古代国家财政的战略性影响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得食盐者得经济，经济足而天下安。四川盆地能够成为天府之国，军阀混战时还往往割据一方、独立成国，除了都江堰灌溉产出丰富米粮之外，自贡井盐也是重要的支撑因素。自贡是因盐成市，其城市起源与三口盐井紧密相关：富世井、大公井、自流井。

　　根据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治蜀期间，应用中原地区打水井的技术，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开创了井盐生产方式。此后，凿井采卤生产井盐的文法在四川广泛传开。到了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年—88年），当地人民在今自贡市富顺县开凿了自贡历史上的第一口盐井，标志着自贡井盐业的开端。因该井产盐多、获利大，被人们称为“富世盐井”。

　　到了南北朝时期，富世井在蜀中已经闻名遐迩，以产量高、盐质好而富甲一方，并在公元567年（北周武帝时期）以“富世盐井”为中心设置了“富世县”，这是四川省内第一个因盐设置的县。

　　隋唐时期，“富世盐井”曾创下日产6100多公斤的纪录，一口井的赋税居然占到蜀内盐井年税总额的两成有余。唐太宗时期，为避李世民名字的“世”讳，改“富世县”为“富义县”，“富世盐井”也随之改称“富义盐井”。到了宋太宗年间，又因避讳宋太宗赵光义的“义”字，将富义改为富顺，富顺之名由此延用至今。

　　富世盐井的成功，激发了这一地区人民开凿盐井的行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稍晚一点的时间，人们又在今天自贡市主城区的位置开凿了大公井，也是产盐巨丰。北周武帝时期因富世盐井而设置富世县的同时，也在大公井的区域设置公井镇，同样是因盐设镇。唐代时公井镇还曾经升格为公井县，宋代时重新降为公井镇。到了明代，大公井用盐井喷出的地火（天然气）熬制的井盐因色白纯美、品质纯正而进贡朝廷，大公井也因此在嘉靖八年（1529年）改名为贡井。

　　相比于富世盐井和大公井动辄上千年的历史，自流井是到了明代中叶才开始发展的。大概在嘉靖年间，在富顺县以西九十里的荣溪水滨开凿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开辟了新的井盐产地；以后又在郭家坳、土地坡、扇子坝、凉高山等地凿成了大量的卤井和气井，使自贡地区成了四川井盐生产的中心。自流井这个名称不仅仅是一批新盐井的代称，也成了这个地区的名称。据清代乾隆年间富顺知县段玉裁编修的《富顺县志·古迹》记载：“自流古井，在今富义厂荣溪水滨。相传井水自然流出，非人力錾凿所成。岩崩井塞，乃于他处开掘无算。”这是现存史志中，最早以专题性条目的形式对自流井进行的描述。

　　自流井开凿的时期，正是富世盐井等传统旧井卤源枯竭、坍塌废弃的时期，大公井也在这一时期改名贡井。自流井与贡井，两地相距仅仅5公里，在地质上同属自流井构造，蕴藏着丰富的黄卤、黑卤和天然气资源。自流井与贡井的出现，标志着自流井气水田被开发，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工业性开采的气水田。自流井气水田的开发，形成了新的自流井、贡井产区。两地井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融合交流，“两井行旅负载麈至，络绎来往不绝”。到了明代天启年间，这一带拥有盐井492口，已是一个井灶星罗棋布、天车鳞次栉比的新盐区，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成功实现“西移”，一个以“盐都”闻名遐迩的城镇，开始崛起。

　　经过数百年的开采，到了宋代，浅层盐卤资源开始枯竭，此前广泛采用的大口径浅井已经无法探采深埋于地下几百米的盐卤。于是，一种新的开采方式在自贡、遂宁等地应运而生，这就是卓筒井。

　　卓筒井是一种利用当地特有的楠竹吸卤的盐井。苏东坡在《蜀盐说》上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这在段文字中，苏东坡对卓筒井的三个关键技术均进行了清晰描述：用圜刃凿井，用大竹筒筒筒相连隔绝淡水，再通过小竹筒使用单向阀门提捞法提取卤水，最后总结为“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

　　卓筒井开凿时，利用古人舂米时的杠杆原理，通过人的足踏来带动一个圜刃，以冲击式方法向地下开凿。

　　这个开凿的过程又分为 “打大眼”和“打小眼”两个阶段。上层是大眼，大眼必须打到岩盐为止，口径15-25公分（能放下本地产的大楠竹），深度在50米至100多米不等。

　　大眼打好后，就是下套管，将本地大楠竹的竹节淘空，形成一“筒”，筒筒相连，既隔绝了洞壁上渗透出来的淡水，又起到了固定井壁的作用。

　　大眼打成后接着打小眼， 将大杆（钻杆）顶端的大令牌头（圜刃形钻头）换成小令牌头，继续往下凿井，一直钻到上百米深，如果每天能产出上千斤的卤水就算打井成功了。

　　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因为卓筒井在开凿过程中“凿地植竹”，所以称为卓筒井。也有可能原本叫竹筒井，四川本地方言发音中，“卓”与“竹”音近，可能在书写过程中写成了卓筒井。卓筒井拥有技术先进、开凿时间短、占地面积小、易于开凿等优点，它一经问世，就迅速取代了原来的大口径浅井，催生了大量的盐井开采。

　　卓筒井的出现，克服了传统大口径浅井的诸多弊端，人类第一次把触角延伸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第一次在既不能眼见又不可预测的地壳深处获取我们的所需。这种被后来学者称为“冲击式（顿钻）”的凿井工艺，开创了人类机械钻井的先河，成为世界钻井技术的先驱，是世界钻井史上的里程碑，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继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被称为 “世界石油钻井之父”，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

　　卓筒井钻采技术在应用中日臻成熟，自贡的盐井越挖越深，人类文明的触角向地下深处不断探寻。到了清代道光年间，世界上第一口千米深井——燊海井在自贡开凿成功。

　　燊海井开凿于1823年，这一时期钻采川盐的“冲击式顿钻凿井法”日臻成熟，已形成了由木制碓架、井架（天车)、天地辊(滑轮)、大地车(绞车)组成的一套完整的体系。运用这套设备钻井，先是倒碓，劳动者站在碾架上，足踏碓板，翘起碓头将连接着的锉头提起、接着劳动者跳开，锉头随着落下的碓头.在重力的作用下向着井底猛力冲击顿钻.如此一踏一跳，锉头一起一落，反复冲击顿钻，然后再推动大地车，通过滑轮天车，将扇泥筒下到井底，把钻凿出的泥浆碎石提取出来。像这样凿成一口井，往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时间。燊海井就是历时13年方始凿成，1823年开凿，1835年凿成，凿成时井深1001.42米，随后几经加深达到现在的1100米。燊海井是人类钻井史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科技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在跨越数个世纪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更对我国现代石油天然气等钻井技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燊海井凿成后，每天喷出万余担的黑卤，日产天然气8000多立方米，烧盐锅80多口，日产盐14吨左右，是一眼卤、气同采的高产井。它不仅为开采者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更向自贡盐商揭开了这块三迭纪嘉陵江石灰岩地层是高咸黑卤和天然气含量俱丰的层位的秘密，全面吹响了自贡盐场向地层深处进军的号角。各地盐绅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时市景繁华。周围1.2平方公里的地方，就先后钻井198口，平均每10亩地就有一眼井，灶房毗连，云蒸雾蔚，天车林立，笕管纵横，一派井盐生产的繁华景象。

　　如果说自然资源的地利让自贡开始崛起的话，时局变化的天时则将自贡推向辉煌。

　　清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迅速席卷江南各省，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拉锯战，两湖许多地区相继失陷，淮盐运销两湖地区的长江航道被太平军控制，航路梗阻。淮盐运销出现空前危机，众多两淮盐商闻风挟资远遁，四散逃窜。清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饬令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也给自贡盐业的急剧发展带来契机。自贡地区凭借精湛的钻凿井技术和丰富的盐卤、天然气资源，广开新井，十余年间新凿井达百余眼，其中井深达千米以上者屡见不鲜。到了光绪年间，自贡已拥有盐井、天然气井1729口，煎锅590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占全川产额一半以上。所产之盐色白，质纯，获得了极好的声誉与销路，除行销本省40余州县外，还运销湘、鄂、滇、黔百余州县。四川总督丁宝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富厂秋冬春三时，每日产盐在一百万斤以外，四五六三月较少，然通年合算，每日总在八十万斤”，“每年全厂所入，约银五百万两上下”，“年征税银达170万两之谱”，约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以上。自贡盐业在这一时期步入鼎盛时期，独执四川盐业之牛耳，被称为“盐都”，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场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遭到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迫切需要靠川盐济销。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自贡，便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注：即自流井和贡井两个盐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从1938年1月起，自贡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加运盐斤。自贡盐场的卤井在未增产前计有170余眼，增产期间的1938年已增至210余眼，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省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随着抗战的加剧，富荣东西两场增产赶运更是如火如荼，其食盐供应区域已达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担负起了这些地区达7000多万人口军需民食的重任。

　　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战时军需、民食及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在1939年9月1日，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建立自贡市，隶属四川省政府，是四川省第3个、全国第23个省辖市。其后，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曾管辖自流井、贡井两地的富顺和荣县归属自贡市辖，形成更高层次的地区经济中心，自贡市在四川长期成为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第三大城市。

　　在盐产量急剧增加的同时，自贡的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了盐产量的增长。1938年自贡盐税比1937年增长了96%，1938年到1941年，盐税增长了7.5倍。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的盐税收入更是达到5000万元以上，占到全川盐税的80%以上，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自贡人不但以“增产赶运”的特殊方式承担起川盐抗战的历史重任，更将大量个人资财直接贡献于国家抗战，创下了1944年“节约献金”运动的全国最高纪录：一亿两千多万元。这个金额，按当时自贡市42167户22万人口来算，每户献金约3000元，每人献金约600元。其中个人献金最多的盐商余述怀和王德谦，分别献金1200万元和1400万元，皆居全国个人献金之冠。对此，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说：“这个献金数字，是很不容易的，以首都（重庆）‘七七’献金来说，也只及自贡献金的2/3”。

　　物质决定意识。自贡因盐而兴，自贡的饮食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盐的烙印，自贡盐帮菜就是盐文化沉淀的结果。

　　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但四川饮食却有“食在四川，味在自贡”一说。清朝中期自贡盐场走向辉煌，吸引了来自晋、陕、粤、赣、黔、鄂、湘等省的投资者、经营者来这里开设井灶钱庄票号，贵州、云南的大量劳动力也到这里工作，常年聚集在盐都的盐商与盐工高达20万人左右。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交融，不同层面的饮食消费和嗜好，从而出现了盐商菜、盐工菜、私家菜等不同的品系，经过上百年的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味的盐帮菜系，最终形成川菜的重要流派小河帮，和以成都为代表的“上河帮”、以重庆为代表的“下河帮”构成了闻名于世的川菜菜系。

　　牛肉是自贡盐帮菜重要的主料，自贡人特别擅长做牛肉菜，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对自贡盐帮菜中的烧牛肉作过介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饮食一般是就地取材。自贡盐场大量使用牛力凿井、汲卤、运输，高峰期时存牛3万多头，年平均退役率为15%，加上退役的农耕牛，常年宰牛上万头。因此，在清代，自贡的荤菜以牛肉为主，牛肉价格是猪肉价格的三分之一，这就为牛肉菜肴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盐工、厨师做菜时就地取材，慢慢形成了红烧牛肉、烧牛头方、火鞭子牛肉、牛蹄熊掌、回锅牛肉、水煮牛肉、火爆毛肚、清炖牛肉汤等特色菜肴。

　　旅行的收获是丰富的，可以让人接触到平时未曾接触到的事物，直观接收最本原的信息，引发平时未曾在意的思考。置身于自贡市的街头，看着两旁的楼房和行驶的汽车，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经长期排名川省老三的自贡，为什么今天的存在感这么低？

　　关于自贡衰落的原因，有人很主观地总结为政府不作为、人民思想不解放、错失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等等。就像我接触过的很多扶贫团队（工作人员、专家和领导），习惯性地将一个地区的贫穷原因归结为人民思想不解放、政府办事效率低，全然忘记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常识。

　　自贡的没落，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看来，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在撤地设市过程中，其他地级市管辖面积、人口、县区不断增多，比如原温江地区的十几个县全部划入了成都市，原永川地区管辖的县全部并入重庆市（到1997年成为直辖市时有43个区县市），而自贡仅辖两县，成为了四川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这一点很好理解，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统计范围内的人口越多、面积越大，经济总量自然越高。第二，随着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物流成本不断降低，低成本的露天盐场迅速占领市场，100斤大米换1斤食盐的高价盐时代一去不复返，靠盐发展的自贡自然随着盐价的下降而不断下滑。这一点更好理解，现在1斤粮食就能换到1斤盐，仅为原来价格的1%。将自贡现在的GDP乘以100——都不用GDP乘以100，只需要乘以10，川省前二名稳稳的。

　　自贡的发展历程，是众多资源型城市走过或者正在经历的阵痛。自贡算是幸运的，地处川南，人口密集，可以支撑城市的发展。到甘肃的玉门老城区看看，你更能感受到资源型城市在失去资源依仗后的没落。

　　无论怎么说，自贡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是低谷中的自贡人念念不忘的怀想。立足现实找准未来的路，努力创造自己的小幸福，是自贡当前要做的事。